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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衡陽是戰略要地？

抗日戰爭爆發之初，長江以北各地的廠礦企業大多向西南轉移，當時作為后方的衡陽成了眾多廠家的首先遷徙地之一。從1938年開始，陸續有數十個廠家遷至衡陽，也帶來了衡陽工業的繁榮與發展。

抗戰時期衡陽是全國十大生產基地之一

1937年上海淪陷，日本侵略者繼續南下進攻長沙，此時衡陽就成為往大西南方向的要塞。1939年5月，湖南省政府內遷耒陽，相應的一些機構也隨之遷入，在戰略地位上比耒陽更為重要的衡陽，成為湖南抗日戰爭重要的經濟中心與軍事要點。

當時，衡陽承擔著抗日戰爭的三大任務：一是戰爭物資的生產基地。抗戰爆發前的衡陽工業落后，紡織品、日用百貨、中西藥材、五金染料、食品罐頭大多依靠上海等沿海工業城市供應。上海淪陷后，戰時物資的生產須有新的生產基地來取代。上海的大批工廠遷入內地，衡陽作為國民政府確定的十大生產基地之一。這些遷入衡陽的上海工廠，為衡陽成為軍火生產與戰爭物資生產的大都市奠定了基礎，也使衡陽成為全國重要的抗戰物資生產基地。

衡陽的第二大任務是運輸。衡陽的地理位置具有極高的戰略意義。它是湘桂線與粵漢線的樞紐，也是西南公路網中心。同時水路也比較便捷，由湘江入漓江，南下廣東到香港，都比較方便。衡陽既是溝通中國東南與大西南的重要交通樞紐，也是供應前線軍用物資的重要基地，還是淪陷區人民、財產物資向后方轉移的必經之地。彼時，向大西南輸出除本地土特產桐油、茶油、五倍子、茶葉、豬鬃、皮革、糧食外，有外地的布匹、棉紗、百貨、五金等也由衡陽向大西南輸送，還有向前線輸送槍支彈藥、戰士服裝、藥用紗棉、酒精……所以，衡陽又是交通運輸大都市，也是轉運戰略物資的大都市。從1938年開始，全國各地商人云集衡陽，使衡陽很快成為東南亞與大西南后方的貨物集散地與轉運中心。

第三個任務是，衡陽是抗日的堡壘和埋葬日本侵略者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日本侵略者為了支援太平洋戰爭，急于打通從中國大陸到南洋的交通線，于是發動了向中國西南進攻。衡陽首當其沖，衡陽保衛戰成為保衛大后方挫敗日寇陰謀的戰場。47天的衡陽保衛戰，衡陽人民作出了巨大犧牲，書寫了衡陽抗戰名城的輝煌。

1937年8月，淞滬會戰后，國內形勢十分嚴峻。在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感召下，上海新民機器廠的胡厥文與新中機器廠的支秉淵等人奔波于各廠主之間，組織起滬寧江浙的愛國民族工業家們將工廠內遷。為支持抗戰，為了民族的興亡，數以百計的民辦工廠沖破重重艱難險阻，從上海陸續向大西南與大西北遷徙，其中有十幾家遷到了衡陽。這在中國歷史上可以稱得上是一件偉大的壯舉。這批內遷工廠對于衡陽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由上海遷入的工廠有安置于祁陽的新民機器廠、湘華鐵廠湖南機械廠和新中機器廠。在衡陽有周錦水的華成電機廠，葉佑階的民生鐵廠，談家駿、吳士熏的立達機器廠，陳馥歆的新華搪瓷廠，董之英的熱水瓶廠，祝燮臣的機修廠，邵鴻舜的福泰鐵工廠，石慶福的固華電器修理廠，并在白沙洲華成電器廠內設立內遷工廠聯合會。

無錫邵鴻舜在衡陽興辦的福泰鐵工廠是內遷廠家之一，開始時設備十分簡陋，只有二十幾個人，還是用手工操作，后來胡厥文提供了刨床一臺、車床二臺，使福泰廠逐漸走上了近代化生產的道路，接著福泰大力購置設備，又增加牛頭刨床一臺，立式鉆床二臺，金屬切削機共28臺，并擁有熟練工人160多人，能夠生產各種汽車鋼板、鐵路建筑工具、電訊材料及工作母機的鑄件，承擔鐵路橋梁工程所需要的各種材料，成為頗具現代化且有一定規模的工廠。日本侵略者臨近衡陽之際，他們廠又從衡陽西遷至貴州都勻，掛著衡陽福泰鐵工廠的招牌，在那里生產鐵路公路的生產工具器材，為當時大西南的公路鐵路建設生產了大量的道釘、螺絲、洋鎬、撬棍，還包攬了由貴州到湖南沅陵公路橋梁工程所需要的全部加工料件，為戰勝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該廠又遷回衡陽籌備建立新廠房，成為衡陽最早的近代化工廠之一。

華成電器廠所生產的電動機聞名全國，是當時中國的名牌產品，是各廠礦自己發電的主要機器。由于戰亂，經常停電，于是各工廠購買發電機以保證生產。此外，衡陽的工廠還有水口山礦務局、衡陽機械廠、湘華鐵廠，與軍事相聯系的工業有新建的飛機修理廠，進一步發展與完善的東陽渡兵工廠，槍炮彈藥制造與修理的第九戰區第六軍機械修理廠，第九戰區經濟委員會九經機械廠、粵漢鐵路機修廠、湘桂鐵路機修廠、戰場醫用紗布生產的湖南第三紗廠……都是直接為戰爭服務的工業企業。

到1942年時，衡陽境內新辦和內遷機器業工廠由之前的8家驟增到62家，有資金1763萬元(法幣)，從業人員3231人，企業規模居全省之首。主要產品有：機床、蒸汽機、煤氣機、電動機、發電機、水泵、紡織機、汽車配件、鐵路器材及農產品加工機械等。水口山鉛鋅礦生產的鉛、銅可以造子彈，鋅是重要的金屬，其他金、銀、錳、鎢更是重要的工業原料。礦中一些副產品都是重要的戰略物資，機械廠、兵工廠制造槍炮、子彈，紡織廠生產戰士服裝與藥用棉紗……

金融匯集衡陽成為全國第三大金融市場

廣州淪陷，武漢失守，長沙大火后，衡陽成為西南各省最前線的軍事、政治與經濟的中心。衡陽金融業迅速發展起來，由戰前兩家銀行迅速發展到29家。當時衡陽境內的銀行主要包括：一是國家銀行。它們是中央銀行衡陽分行，中國銀行長沙支行，中國銀行衡陽鹽務局辦事處，交通銀行長沙支行，中國農民銀行衡陽分行，中央信托局衡陽分局，郵政儲金匯業分局。二是地方銀行。這些銀行為湖南省銀行衡陽分行、湖北省銀行衡陽辦事處、廣東省銀行衡陽支行、廣西銀行衡陽分行、衡陽福建銀行、貴州銀行衡陽辦事處、衡陽浙江地方銀行、衡陽江西裕民銀行、江西建設銀行業銀行衡陽辦事處等9家。三是商業銀行。分別有江西實業銀行衡陽辦事處、聚興誠銀行衡陽辦事處、金誠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復興實業銀行總行、復興銀行總行黃茶嶺郊外辦事處、亞西實業銀行、川康平民商業銀行、四川美豐銀行、中國工礦銀行、和成銀行、康成銀號、鴻興銀號等13家。

彼時銀行的基本業務是辦理存款、匯兌和短期放款。但各家銀行分別有各自的業務特點。中央銀行主要是代理國庫發行國家貨幣，統管所有銀行的票據交換，是所有各級各類銀行的總管。中國銀行的業務主要為國際匯兌。交通銀行為工商業貸款。中國農民銀行面向農村，做農業貸款、儲蓄和土地金融。中央信托局辦理保險。郵政儲金匯業局既儲金又保險。各省地方銀行，分別代理所在省、市、縣金庫，發行省級或縣級鈔票。

此外，還有財政部衡陽銀行監理官辦公處、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聯合總處衡陽四聯分處，銀行業同業公會等三個管理機構。主要為推行銀行監理制度研究市場金融情況和研究執行市商會決議等。

1942年國家銀行實行專業化，劃分了業務范圍，但大都仍辦理工商業存款、放貸、匯款。地方銀行和商業銀行的業務對象則主要是工商業，采取吸收存款轉作貸款收利息，吸收匯款收匯費以獲得盈利。工商業的經濟周轉離不開銀行為其服務，是相互依存的。但在當時通貨膨脹物價不斷上漲情況下，一般都是存物不存錢。工商業存款，主要是通過賬戶過渡，保持余額不多。

1942年底，銀行存款利率：活期年息六厘，定期年息一分五厘。商業銀行較高，活期為一分，定期二分左右。貸款時間嚴格限制，一般定期很短，多數是一個月，貼現押匯一般在一個月以內。信用的有定期貸款、貼現貸款、活存透支等幾種。以貨物抵押的有定期質押放款和押匯兩種。貸款金額一般每筆為10萬元至30萬元。放款利率，1940年以前為月息一厘五，以后逐步調高為月息二厘七。

后由于戰亂，工商業與銀行的往來，大多集中在下午三個小時內辦理。因此，時間短、業務量大。如湖南省銀行通常每天傳票有千張左右，最多達兩千張，工作十分緊張。這段營業時間，如遇到警報，自備有汽車的，即駛往郊區躲避，沒有汽車的，也各自采取了安全措施。如在營業時間內警報解除，銀行仍回城繼續營業。

抗戰時期，衡陽銀行業資力雄厚，僅次于重慶、昆明，是全國第三大金融市場。這時的銀行業，在吸收游資、穩定物價、支持工農業生產和促進商品流通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戰時許多內遷和新建工廠都因得到銀行貸款而日益興旺發達。不少工商業者在銀行的支持下突破封鎖線，從敵后搶運大批物資供應市場。廣州淪陷后，利用廣東南雄空運鎢砂出口之便，從香港運回大批緊缺西藥及五金器材，使戰時的軍需民用，得到了一定緩和，為贏得抗日戰爭最終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抗戰時期的衡陽金融業充分發揮官僚資本與金融資本的作用，官僚有錢，他們想要進行商業投機，將資金注入商業。如湖南省主席薛岳在省銀行建立儲運部，下設食鹽部、土布購銷處、汽車修理所等營利單位。又如軍閥何鍵、劉建緒在私營復興銀行占有股份五分之四。除銀行業務外，還設有復興汽車公司(經銷美國福特汽車)、福新貿易公司、福新機械廠、復興西藥房等貿易機構，大做汽車、五金、西藥、谷米、五倍子和其他土特產生意，至1943年底積資達500余萬元。這些官僚資本通過做生意從中獲取厚利，但他們投入資金后，也為衡陽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抗戰時的衡陽被譽為“小上海”

在上海丟失、北平失落、南京喪失，武漢、廣州相繼淪陷后，衡陽由抗戰初期的后方成為保衛大西南的前線。日本侵略者為打通西南交通線，將衡陽推向抗日戰爭的前線，衡陽軍民承擔起保衛大后方、打擊日本侵略者的軍事重地。

當日本侵略者妄圖吞并中國之際，愛國的衡陽人民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日貨運動。首先開展鋤奸運動。在衡陽人民的正義要求下，社會各界開展了抵制日貨，成立了衡陽防止敵貨委員會。同時，由工會、郵政局、稅務局等七家單位成立敵貨檢查隊。1940年6月，共沒收和罰款經營敵貨的商店16家。1941年7月，就進行了10次審查敵貨活動，審定沒收了恒豐泰的日本魚翅，各百貨店的日本商品。這些群眾性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經濟上有力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在打擊日貨的基礎上，衡陽工商界人士努力生產，積極工作，盡量多生產前線與后方急需的戰備與戰爭物資。到1943年，衡陽境內就有較大型的機械工業廠家30多個，遷入及新建工廠達215家，除電機、機械、紡織、化工、印刷、卷煙等近代化工廠外，還有手工業作坊式工廠近千家，工人15000余人，資本總額1000萬元以上，年產值5000萬元左右。

內遷工廠帶動了衡陽工業的迅速崛起，促進了衡陽人自辦工廠。以發電廠為例，抗戰初期，衡陽僅有泰記電燈公司。后來，該廠被湖南省建設廳接管，1940年又增加110千瓦煤氣發電機組，一發電就是長沙最早的寶善成電燈公司發電量的四倍。但是當時遷入衡陽的工廠實在太多，特別是本地民族工業在衡陽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初具規模的民辦廠家達200余家，官辦與官商合辦的大中型工廠8家，一度出現用電荒。為了解決工廠用電問題，各個工廠出現自辦電力運動。據統計，當時有50家民營機械廠的設備調查，有31家屬于自辦發電設備，還有蒸汽、煤氣、柴油發電機組42臺，發電能力達1000千瓦時。如上海華成電機廠就有3臺發電機組。這一時期，讓衡陽電力工業發展處于鼎盛。

工業發展帶動了商業繁榮，抗戰前衡陽有商店約3500家。據1943年5月統計，境內有商店達6000余家，涉及60多個行業。彼時，衡陽商業經營往往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一時人們用“小上海”來稱呼衡陽。

抗戰時，衡陽形成一個以衡陽市為中心的產業區，包括衡陽縣、衡南縣與常寧縣、祁陽縣、耒陽縣的一些集鎮在內。內地遷入工廠也有相當部分遷入西渡或衡陽附近的城鎮。抗戰也促使了衡陽境內的農村紡織業迅速發展。抗日戰爭時期，外地機紡棉紗來源困難，促使境內手紡紗生產日益興旺，形成一批紡織小鎮，如衡陽的渣江、演陂橋、臺源寺，耒陽的北鄉，祁東的歸陽、金橋、洪橋、雙橋、黃土鋪。全境紡織在抗日戰爭后期達到頂峰，大約有手紡機25萬臺，織布機10萬臺，年產布匹總數在6000萬米以上。

標簽：衡陽要地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