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貢獻者，同時也是開展碳減排行動和實施低碳發展戰略的重要主體。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及相關研究表明，城市經濟總量約占全球GDP的80%，其能源消耗量約占全球能耗總量的67%-76%，所產生的CO_2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總量的71%-76%。

截至目前，全國已開展了三批共計87個低碳省市試點，21世紀經濟研究院選取了其中的一線、新一線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部分重點省會城市，共20個觀測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重慶、廈門、杭州、蘇州、青島、武漢、寧波、昆明、沈陽、大連、南京、合肥、濟南、長沙和成都。

2016年11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馬拉喀什會議上，時任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謝極曾對媒體表示，中國已有多個城市承諾2030年左右達到城市碳排放峰值目標，一些城市還承諾于2020年左右達峰。

目前為止，并未有城市官方披露是否已經實現碳達峰，但去年中國正式向世界作出明確的碳達峰、碳中和承諾后，一些城市提出了更為審慎的時間表。

21世紀經濟研究院選取了常住人口、人均GDP、第二產業占比以及萬元GDP用電量幾個指標，來呈現城市的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以及能耗強度，由此來初步評判城市的低碳發展現狀及潛力。其中，由于城市尺度的能耗缺乏系統數據，采用了城市的年度電力消耗量與GDP的比值來代表能源消耗強度。

值得注意的是，對單個城市而言，碳達峰是一個縱向年份的比較概念，譬如某個城市單位GDP碳排放量較高，但與此同時，每年下降速度也很快，則有可能盡快實現碳達峰，這意味著，不同城市在實現達峰時的碳排放量有高有低。

但若把碳中和的長期目標考慮在內，再將不同城市橫向對比來看，我們傾向于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能耗水平越低的城市，有更大的碳達峰潛力，并且將可能更快地邁向碳中和階段。

北上廣深或率先實現碳達峰

根據北京統計年鑒披露的情況，2019年，北京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萬元GDP能耗分別為0.478、0.351和0.141噸標準煤。

不難看出，第三產業的萬元GDP能耗顯著低于第一、第二產業。鑒于重點城市第一產業的比重一般較小，且近年來，第二產業比重基本處于下降的階段，這將帶來能耗水平的整體下降。

以北京的情況來看，2020年三次產業比重為0.4︰15.8︰83.8，三產的比重已經超過了80%，在上述20個城市里是最高的。

近幾年，北京的能源轉型進程也在加速。2017年，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電廠停機備用，北京成為全國首個告別煤電、全部實施清潔能源發電的城市。2018年，北京近3000個村落實現了煤改清潔能源，平原地區基本實現“無煤化”。

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19年，北京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由29.59%大幅下降至1.81%，比重已經低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據北京生態環境局相關負責人介紹，2020年，北京碳強度預計比2015年下降23%以上，超額完成“十三五”規劃目標，碳強度為全國省級地區最低。

北京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了較高的目標——“十四五”期間碳排放穩中有降，碳中和邁出堅實步伐，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北京示范。這一表述或表明，北京的碳排放已經或即將進入平臺期，并將謀求在未來5年間實現下降。

盡管第三產業的萬元GDP能耗最低，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城市需要一味追求工業比重的下降。以上海為例，從工業能源終端消費量這個指標來看，2011年，上海工業能源終端消費達到了6165.57萬噸標準煤的峰值，隨后呈現在波動中下降的趨勢，到2019年，這一數值已降至5668.05萬噸標準煤。

同期，上海的工業增加值從2011年的7230.57億元，增加到了2019年的9670.68億元，逐年上升。這一降一升的背后，反映的是上海工業的結構升級與節能增效。上海市發展改革委近日對外通報，近年來，上海扎實推進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持續實施產業結構調整，積極開展綠色低碳循環試點示范。

今年1月，上海在全國率先提出最新的碳達峰時間表，到2025年，碳排放總量要力爭達峰。

廣州的第二產業占比與上海相當，并且廣州的單位GDP用電量比上海還略低。2017年， 廣州市政府辦公廳曾出臺《廣州市節能降碳第十三個五年規劃（2016-2020年）》，其中提出，到“十三五”期末，全市產業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進一步優化，能源利用效率繼續提高，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總量得到有效控制，力爭達到碳排放總量峰值。

廣州的碳排放權交易在全國處于領先，廣碳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3月21日，廣東省碳排放配額累計成交量1.75億噸，占全國碳交易試點37.91%，穩居全國首位；累計成交金額36.36億元，占全國碳交易試點34.00%，成為國內首個配額現貨交易額突破35億元大關的試點碳市場。

在四大一線城市中，深圳的第二產業比例最高，2020年為37.8%，但深圳同樣是工業優化升級的標兵。在“十二五”期間，深圳共淘汰轉型低端企業超1.7萬家，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等重污染行業基本退出。

2020年11月，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吳優介紹，深圳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近10年累計下降近60%。在中國特大城市中，深圳的碳排放水平是最低的，碳排放增長也是最緩慢的。

2019年，哈工大（深圳）牽頭完成了一份《深圳市碳排放達峰和空氣質量達標及經濟高質量發展達標“三達”研究報告》，課題組指出，深圳就在碳達峰的路上，不能確定哪天哪個時點達峰，但是深圳在2019-2020年間處在一個穩定達峰區間。

工業型城市需充分挖掘減碳空間

有研究顯示，根據“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進行測算，當全國人均GDP達到14000美元時，中國將整體達到碳排放峰值并進入絕對量減排階段。而人均GDP已達14000美元的城市和地區，有條件率先進入碳排放絕對量下降階段。

按照2020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1美元兌6.8974元人民幣來計，14000美元約折合96564元人民幣，除四大一線城市之外，南京、蘇州、杭州、寧波、武漢、廈門、青島、長沙、濟南、合肥和天津11座城市跨過了這一門檻。

再結合產業結構來看，蘇州的第二產業占比最高，達到了46.5%，2018年其單位GDP用電量高達856千瓦時/萬元，相當于上海的近2倍。

蘇州在2014年發布了《蘇州市低碳發展規劃》，提出力爭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到峰值。近年來，蘇州的能效水平在逐步提升，但高耗能工業行業能源消費的占比仍然較高。根據蘇州統計年鑒的數據，2017年蘇州規上工業綜合能源消耗量達5307萬噸標準煤，其中電力、鋼鐵、紡織、造紙、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行業綜合能源消費量達4375萬噸標準煤，約占規上工業能源消費的82%。

寧波也是東南沿海重要的制造業基地，第二產業占比為45.9%，寧波的單位GDP用電量為721千瓦時/萬元，僅低于蘇州。

但相比之下，第二產業占比同樣不算低（38.4%）的長沙，其單位GDP用電量僅為331千瓦時/萬元，在上述20座城市中最低。

這或許得益于長沙產業結構的“綠色化”，長沙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8年，長沙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六大高能耗行業之一）的能源消費量僅為4443噸標準煤，同年蘇州的這一數據為1834萬噸標準煤。

曾有當地官員總結，長沙是一座新工業城市，無論是傳統的工程機械，還是食品飲料、汽車及零部件制造、材料、電子信息、移動互聯網等產業，都屬于新型工業產業。由此來看，長沙或許算得上是一個發展綠色工業的城市范本。

人均GDP低于14000美元的5個城市，第二產業的占比也都比較高，均在30%以上，大連和重慶達到了40%。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在碳減排方面，工業型城市的首要工作重點之一應是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節能增效，尋求較低排放的能源替代，使用節能技術等，并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產業層次，加速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升級與退出，發展清潔產業，以充分挖掘第二產業的碳減排空間。

今年以來，相關部委屢屢傳遞出嚴控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的信號，這將很大程度倒逼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型。

天津市生態環境局相關領導3月在匯報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情況時就表示，實施碳達峰行動，本質就是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逐步擺脫高碳依賴，協同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在工業領域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實施傳統工業低碳改造和發展清潔低碳產業。

大連最近也透露，已經編制完成《大連市“碳達峰”行動方案》初稿，將主要從堅決遏制“兩高”項目、加強存量治理、嚴格控制增量等3個方面落實達峰措施。

另外，盡管工業減碳并不必然意味著減少第二產業的比重，但客觀來說，挖掘服務業、居民消費方面的潛力，的確有助于城市能耗水平的降低。

標普全球評級認為，如果消費在GDP中的占比能夠達到接近發達經濟體的水平，那么未來20年中國的碳排放可望減少三成以上。隨著居民收入增長、消費對經濟的重要性增加，服務需求相對商品需求也會上升。如果資本和勞動力從鋼鐵、水泥和資本品的生產，轉移到教育、醫療和休閑服務等的提供，那么單位GDP的能耗水平就有可能下降。

城市運行過程中如何減碳？

人均GDP較低、第二產業比重較高的城市，是否在碳達峰方面一定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形勢？

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除了東部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擁有發展階段的優勢之外，西南一些可再生能源資源富集區，同樣擁有先天稟賦。

以昆明為例，其所在的云南省，全省清潔電力發電量占比達92%，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46%，居全國首位。

云南省能源資源豐富，能源結構主要以低碳的非化石能源為主，綠色能源裝機占比、綠色發電量占比、清潔能源交易占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均達世界一流水平。云南省在今年提出，計劃至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50%以上，爭取打造全國碳達峰、碳中和示范省。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以昆明為代表的人均GDP相對較低，但清潔能源稟賦較好的城市，可以充分抓住契機，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在未來的新發展格局中，有望在城市競爭中實現彎道超車。

對于一些城市而言，產業結構的低碳轉型已經很大程度完成，能源供應主要依靠外地調入，減碳工作可能更應該集中于降低城市運行本身的碳排放。

低碳發展與城市規模、人口密度等因素息息相關，居民側、消費側的碳減排需要引起關注。根據已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經驗，居民消費產生的碳排放成為國家碳排放的主要增長點，可以高達60%-80%。

以北京和上海作對比，2019年，兩市的人均生活用能源分別為785.3千克標準煤和528.92千克標準煤。在這項指標上，北京相對面臨著更嚴峻的形勢。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城市的人口越少，對減碳越有利。從現有研究來看，世界范圍內的城市人均碳排放和城市的人口密度成反比，這可能主要得益于城市集聚的規模效應，隨著人口集聚度提升，人均的基礎設施、能耗因共享度提升而下降。當然，城市也應該平衡密度和宜居的問題。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上述20個城市在過去10年基本處于人口大幅凈流入的階段，除了廈門常住人口僅為516.4萬之外，其他19城均已超過了700萬，更是不乏千萬級人口城市。從人口發展規律以及當前大多數城市的人口政策來判斷，未來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趨勢還將持續。

而人口規模將影響汽車保有量、通勤距離、建筑密度等，這些又將直接影響城市的碳排放量。

在可預期的人口集聚趨勢下，城市無論是做空間規劃乃至產業規劃，或是進行改造更新時，都應該充分考慮低碳發展的要求，譬如優化用地結構，調控職住關系；提高軌道交通的覆蓋率，給公共交通、自行車、步行更充分的路權保障；引導市民購買或更換新能源汽車；注重建筑節能改造技術的應用，使低碳理念真正融入到城市運行當中。

此外，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達成，需要發動全社會的普遍參與，個人的減碳行動同樣重要，政府部門可以引領居民消費側的低碳轉型，包括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

目前，包括上海、深圳等在內的城市都提出將推進“碳普惠”。

上海市生態環境局局長程鵬不久前透露，上海正在抓緊編制碳達峰行動方案，其中就包括籌備碳普惠項目。簡單來說，就是把市民的各種低碳行為所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出來，變成每個人賬戶里的“碳積分”，再通過對接上海碳交易市場、各個商業消費平臺，讓踐行低碳生活的市民得到實實在在的激勵。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上述20個觀測城市中，有的邁向了后工業化時代，有的較好地完成了工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逐漸脫鉤，有的清潔資源豐富，有的則在積極謀劃居民消費側的減碳，這實際上為不同類型的城市實現碳達峰提供了思路借鑒。低碳轉型已經是一個明確的方向，誰更積極主動，誰將越有可能在未來的城市競爭新局中搶占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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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絕對量達峰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