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了數百年的歐洲，伴隨著中東難民的涌入，歐洲的人口問題開始凸顯出來。人口結構失衡，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使得歐洲在動蕩的現代局勢中似乎有一些進退失據。最關鍵的就是人口負增長，這對于任何一個生物群體來說，都是毀滅性的。

巴黎大清真寺

但是不管怎么辯論，有一個現實人們總是無法解決：歐洲各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根本無法遏止。

歐洲的未來，不僅因為歐洲大國內部千百年來的博弈而混亂，更在面臨巨大的外部撕扯。

不生孩子的歐洲

歐洲幾乎所有主要國家的領導人都沒有孩子：堅韌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鐵娘子二號特蕾莎·梅、法國的小鮮肉總統馬克隆、意大利總理保羅·真蒂洛尼以至于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無一例外。

帥帥的鮮肉似乎也沒有要孩子的意思

如果說這些領導人在歐洲議會中各自代言著不同利益的話，他們沒有孩子的共同點卻實在太過明顯了。

即使我們把視線從這些大國移開，放到中小型歐洲國家來看，情況也沒有好多少。瑞典總理斯蒂凡·洛夫文、荷蘭首相馬克·呂特、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盧森堡首相格扎維埃·貝泰爾都沒有孩子。其中這位盧森堡首相還特地帶著自己的比利時男朋友，在2015年舉辦了一場同性戀婚禮。

這也并不是歐洲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坦承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了。冰島前總理約翰娜·西于爾扎多蒂和比利時前首相埃利奧·盧波都是這方面的老前輩。當然，在他們的同性戀婚姻期間，生育是不現實的。

格扎維埃·貝泰爾：

是的，我是歐洲第三個同性戀政府領導人

人們沒有資格去指責這些國家領導人的私生活選擇。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卻不要孩子，都只是個人根據自己實際情況做出的選擇。我們關心的是，整個歐洲，從政治家、商業大佬、學術大鱷，到演藝明星、藝術巨匠，都在越來越抗拒異性婚姻和生育孩子。

領導人帶頭不生的國家...

上層精英的這種無子化傾向，似乎成為了一種時尚，不斷向社會底層滲透。許多中產和低產家庭也在減少家里的孩子數量。

孩子在歐洲，正如他們在中國大城市中的命運一樣，正在成為各個階層年輕人享受生活的包袱。很多情況下，即使是為了讓自己的職業生涯巔峰能延長幾年，人們也都拒絕生養小孩。

只不過，因為本來人口基數就小、且傳統觀念中的生育鼓勵不似中華文化般堅定，歐洲的人口問題更加突出。

歐洲人口增長和下降

土耳其同學正在用生孩子的方式

努力成為歐洲國家？

當然，歐洲的政客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有人口危機已經不是一兩天了。隨著兒童出生率的下降和青年勞動力的萎縮，他們必須不斷引入外來勞動力。這最終點燃了少量保守人士和主流價值觀的劇烈沖突，民族主義在歐洲又復活了。

在一些保守的老派人士看來，歐洲現代價值觀對個人的過于解放，正是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正如很多大陸彼端的中國人所評論的一樣。

為了支持LGBT權利所舉行的游行慶典

而這樣的游行活動

在觀念保守的人眼中是難以忍受的

“當男人們不羞于在公開場合穿著女性的衣物，甚至裸露自己身體部位的時候，這個國家還有什么希望？”德國一位觀看同性戀游行的老人，在接受采訪時說出了這樣政治很不正確的話。

這位老人關于“國家未來”的評價或許有失偏頗，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歐洲現代的觀念背景下，談論生養孩子實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不生=賣國賊？

針對主體民族人口出生率的不斷下降，執政政府和大多數民眾往往沒有什么很好的解決方案。畢竟，這一現狀是由歐洲現在的主流價值觀所支撐的。沒有人愿意，更沒有人敢反對這種主流正確。但還是有一些趨向保守的右翼政黨借助部分民眾的恐懼，而把人口問題作為自己的號票噱頭之一。

臭名昭著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兩名核心成員亞歷山大·高蘭德（Alexander Gauland）和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就主張把“正確的”性教育納入中小學教育當中。當然，他們也還是不敢碰同性戀是否合理這根高壓線，但是要求性教育提及人類的生育繁衍則是必需的。

兩名另類選擇黨政客合影

法國的右翼總統候選人勒龐也曾經提出過類似的競選政策——這位女強人有三個孩子，由她來現身說法很有說服力。

三個孩子尚小時的勒龐一家

把對人口問題的激進解決方法和閉關退守的民族主義政策綁定在一起，是近年來歐洲政壇興起的右翼勢力的普遍特色。與之對立的，則是把繼續提倡個人解放和對難民開放的政策綁定。

對這些政黨和他們的選民來說，那些認為孩子是干擾職業晉升和業余娛樂的人，是對國家不負責的人。順帶著，這些人開放、包容的社會政策也就成了對國家命運不負責的被攻擊對象。

德國另類選擇黨能夠在東德獲得議席、法國國民陣線能在大選中看到勝選希望、保守的人民黨能在奧地利獲得支持，這個綁定式邏輯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話說回來

這些黨派的領導人也未必有孩子

如果我們仔細思考一下這些政治派別的主張，就會發現他們偷換了一些概念，引導那些頭腦迷糊的民眾進入了自己的邏輯迷宮。

從反民族主義角度來講，歐洲一體化才能獲得更大的國際發言權，這是歐洲政壇的主流觀點，也確實站得住腳。從對外開放角度來看，在年輕人口不足的情況下引入外來勞工，在世界歷史上也不乏成功案例。

但為什么這些政策一旦和生育困難綁定在一起，在某些民眾眼里，就變成賣國賊的行徑了呢？

他們也許是在自己的身邊，找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證據。

馬爾默一瞥

瑞典城市馬爾默曾經是整個北歐最早工業化的城市。雖然在工業化浪潮過去之后，這個瑞典老工業區有些后勁不足，卻仍然保持著全瑞典第三大城市的地位。

1970年瑞典大規模開放移民政策以來，馬爾默城內的人口有25%都已經是穆斯林了。盡管當地穆斯林組織強調自己已經融入了瑞典社會，但仍然有人批評瑞典失去了這座老工業基地。

馬爾默鳥瞰

納西爾清真寺，瑞典的第一座清真寺

無獨有偶，從幾年前開始，默罕默德突然成為了英國使用人數最多的名字。

英格蘭的穆斯林人口（2011年）

顏色越深比例越高

最深的深綠色為20％以上

沒錯，在歐洲各國的主體民族生育率連年下滑的大背景下，有另一支神秘力量正在悄悄滋長。

羅馬帝國的昨日重現

早期歐洲穆斯林移民和后代，和新近進入歐洲的穆斯林，正在在人口比例上逐漸反推各國的主體民族，早就不是什么新聞。但是其程度卻少有人能估算。

根據一些非官方統計，歐洲各座名城的穆斯林比例都很高。一向和北非過從甚密的馬賽名列榜首，有25%左右；法國巴黎、比利時安特衛普、英國曼徹斯特的穆斯林比例都超過了15%；倫敦、法蘭克福、哥本哈根、維也納、阿姆斯特丹則均超過了10%。折算到中國的大城市北上廣，這就是百萬人口的量級。

據說俄羅斯才是最嚴重的

和中國人喜歡投靠唐人街一樣，穆斯林在歐洲也有自己的聚居地。而這些聚居地一到晚上，就變成了被年輕幫派占據的黑色地帶。新到來的穆斯林難民越來越多，這種區域的數量和規模都在擴大。

舉例來說，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火車北站一樓，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治安黑洞。雖然席地而坐的難民們只是在玩手機，無形中的壓力卻讓布魯塞爾城的旅游價值大大降低。當地警察也只能做最低限度的監控。說當地居民對這種現狀沒有怨言，那是不現實的。

金玉其外

難民其中

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主體民族和穆斯林的矛盾就更為突出。剛才給出的穆斯林的人口比例是算上所有人口的數字，如果只算少年兒童，這個數字只會更加高。

對于低收入、低學歷的那一部分歐洲民眾來說，這些移民就是在分享應屬于自己的福利果實，反感由此而生。可以預見的是，當第一批移民大規模進入退休年齡，歐洲主體民族的老年人之中也會爆發一股抗拒的怒火。

其實，對歐洲來說，這樣的困局并不陌生，只是可能由于年代久遠而被人遺忘了而已。

公元212年，羅馬皇帝卡拉卡拉發布赦令，給予所有帝國范圍內的自由人羅馬公民權。歷代史家往往批評這位皇帝是為了從新公民那里榨取更多稅收和兵源，以滿足自己開疆拓土的野心。但實際上，他的赦令也是迫于無奈。

后期的羅馬帝國因為富裕而導致了個人主義盛行，從貴族到平民都失去了對生育和服兵役的興趣。再加上過于龐大的帝國版圖需要大量人力和財力維持，皇帝也陷入了兩難。赦令可以看作是鼓勵被征服地區民眾為帝國效勞的補救措施。

可惜僅僅23年后，來自色雷斯的外省人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就起義獲得了帝位。此后羅馬帝國危機不斷，從三世紀一直動蕩到五世紀，最終導致了帝國的解體。

歐洲還能走多遠

古典時代的帝國本就是混雜的概念，興起和衰亡正如人的生老病死，人們可以淡然視之。而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則是建立在某種民族共識上的，誕生以來便被認為牢不可破。

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居民未必會讓歐洲國家重蹈羅馬帝國滅亡的覆轍，卻會引發未來整個人類社會對國家概念的重新理解。屆時已經穩定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世界主權國家格局，也一定會產生新的變化。

這，或許才是歐洲人口危機會帶來的最讓人擔憂的前景。

當然，人類一直在作死或者在作死的路上。沒有什么是永恒的，人類已經存在了幾千年，萬物都逃不過天道法則。

歐洲的人口負增長情況存在很多年，相比咱們國家14億，中國人民吃苦耐勞堅韌不拔才有今天的好生活，由此可見人口是一個國家強大的競爭力。

隨著歐洲國家越來越發達，國民受教育程度高，壽命越來越長，而對于婚姻和生育的問題都有自己想法，部分人在教育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久，就是不想結婚或不愿生，尤其在歐洲丁克，同性戀文化起源地。

老齡化在發達經濟體是共同問題，中國周邊的日本老齡化更嚴重，人口已步入負增長。與之相比，歐洲老齡化更嚴重，例如，德國的人口負增長比日本更厲害。像法國人口有增長，丹麥意大利這些人口負增長。

有些國家新移民抵消了人口負增長的事情，因為發達國家普遍人口基數比較小，像我們幫客戶申請最多的是塞浦路斯，總人口1189085，2018人口增長率0.8%，新移民占一半。

標簽：歐洲人口增長